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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亮:从全球化时代到共同体时代

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 ?? 2020-03-29 ??作者:李怀亮 浏览量:10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人类已经进入共同体时代。

全球化无疑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当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关键词之一。然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股逆全球化的动向。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情绪高涨。美国丢弃全球化积极推手的角色,背弃多项国际协定,大搞单边主义,主张“美国优先”,提高关税壁垒,发动贸易战,给全球产业链造成损害,使本来已经十分疲软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中,美股四次熔断,预示着世界经济可能已经面临百年未遇之经济危机。目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超过60万。病毒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安全,造成了无数生命的丧失,全球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在面临着病毒的威胁,恐怖气氛正在世界范围传播。只有当威胁来临的时候,人类才能真切地感受共同的命运。

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链的融合,促进了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但经济全球化只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如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所说,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现代性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时代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西方资本主义跨国集团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无阻,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领先的技术水平、先进的管理经验、多样化的营销手段以及制定游戏规则的先发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垄断性的市场地位和丰厚甚至超额的利润。第二,全球化的主导话语体系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国际霸权。市场经济、多党竞争的社会治理模式被说成是人类发展的终极模式和普遍价值,与其条条框框不符的所有其他治理模式,统统被打上愚昧落后专制的标签,都没有存在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的根本原因。

共同体时代具有三大特征:

第一,休戚与共,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不论性别、年龄、阶层、地位、种族、民族、国别,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目前,为了阻断新冠肺炎的传播,各国对国际旅行采取了各种限制措施,这看似一种分隔,实际说明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传统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的权力之上的。当权力扩散到非国家行为者、恐怖分子、网络空间、难民、疾病、金融危机和温室气体时,几乎可以到达任何地方。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不再仅仅是那个国家所关心的问题,不仅包括主权国家的权利,还包括这些国家对他人的义务。因此,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2017)认为,世界秩序已经升级到2.0版。哈斯教授所说的这种世界秩序2.0版,实际上带有共同体时代的特征。

第二,守望相助,人类必须寻求更大范围的合作。习近平主席3月27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希望美方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双方共同努力,加强抗疫等领域合作,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共同体时代,世界各民族的合作变得更加广泛深入和必要。中美关系如此,世界各民族的关系也是一样。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共同体时代,中国倡导世界各国摆脱结盟或对抗的窠臼,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平等相待、互商互谅,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为各国正确处理相互关系指明了方向和途径。在疫情全球蔓延势头得不到遏制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必须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共处于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联互通、彼此包容,加强沟通、增进联系,深化政策协调,是摆脱当前困境的最好选择。

第三,开放包容,世界的治理模式和话语方式将出现多样化的态势。随着权力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自由国际主义的话语霸权将被打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共识,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主流话语权。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政治领袖和学术精英把西方的治理模式看成世界唯一的、终极的治理模式,此外一切模式都没有合法性。而实际上,因为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每个国家应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就拿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实践来说,中国在短短两个月时间之内有效控制了病毒在国内的传播。中国愿意与世界分享自己的经验与做法,但并没有说这是唯一正确的模式,希望别的国家“抄作业”。对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根据自己具体国情采取的有效措施,中国也十分肯定。“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社会因包容而丰富,文明因多样而精彩。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保障模式。抗击新冠肺炎是各国面临的头等重要大事,必须根据各国国情加以推进。不同国家、文明和族群之间应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各方应尊重他国人民 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建设性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寻求经济社会发展有效途径。

共同体时代有三大敌人:

第一,自然灾害。包括病毒在内的各种自然灾害,如全球气候变暖、海啸、地震等。截至3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者已经超过60万人。病毒不仅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且使全球笼罩在恐怖的气氛当中。正常的社会生活被迫停摆,体育赛事、艺术表演、课堂教学和所有社交活动都停止了,人们不敢出门,躲在家里,大街上空空荡荡,世界失去了五彩的颜色,生活变得黯淡无光。

第二,经济衰退。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使得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并及时地将产品投入市场。产业链分布的广度,可以使一件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来源于许多国家。交通运输发展,促进了商品的流通速度,降低了仓储成本。经过精心设计的产品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与运输。库存若搁置超过几天,便会被认为是市场的失灵。新冠病毒却向世人证明,病原体不仅会感染人类,而且能够破坏整个实时生产系统。美国股市百年未遇的连续四次熔断,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全球经济的信心。

第三,人类自身的狭隘和偏见。在新冠病毒刚刚袭击中国的时候,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对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的双手,表示了坚定支持。但也有一些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把本来是全人类共同威胁的病毒说成是“中国病毒”,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和妖魔化。美国一家主流媒体还把中国说成是真正的“病夫”,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美国商务部长甚至幸灾乐祸地说,疫情的爆发有助于企业往美国回流。不仅如此,国务卿蓬佩奥还把病毒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这种看笑话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使美国错过了中国人民做出巨大牺牲为世界换来的遏制病毒的宝贵时间,造成美国沦为目前的疫情“震中”。这非常深刻地说明,病毒没有国界,不分人种,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人类在战胜病毒的时候,必须同时战胜自身的狭隘和偏见。

进入共同体时代并不意味着简单的世界大同。“共同体”(community)是一个曾被广泛运用于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自19 世纪中期社会学学科确立以来,共同体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从类型上讲,民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种族共同体,乃至科学共同体、艺术共同体等等,都曾出现在共同体的类型学视野中。共同体“实际上指称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又指称一种关于归属的观念,它表达的是对意义、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德兰蒂,201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历史上的共同体理论,从人类命运的高度来理解“一种关于归属的观念”,是对人类集体“意义、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正在实践着这一理念。中国以自己艰苦努力,为国际社会赢得了抗击病毒的宝贵时间,毫无保留地分享信息和经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世界80多个国家提供了抗击疫情的帮助和支持。所有这些都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深入人心。疫情改变着世界,疫情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具有更为广泛的国际共识,成为国际社会主流话语体系。

(作者:李怀亮,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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